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美国进入加息周期都会对全球资产和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原因在于，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资产和交易货币，在降息周期中，美联储向全球释放美元流动性，美国实际利率快速下降，对应的是全球股市、房地产甚至近年来出现的虚拟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很多国家也在美元低息期间大幅举债发展自身经济。但当美国CPI高企并进入加息周期后，随着实际利率稳步回升，全球流动资金有回流美国的趋势。受影响最大的是流动性较高的资产，比特币近期价格就快速下跌，主要国家股市承受较大下行压力，黄金、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也会随之调整，前期过多借入美元的国家因美元回流和美元指数上扬，还款压力陡然增加。

 回顾历次美元加息周期，1982年至1984年加息周期直接导致了拉美经济危机，1988年至1989年加息周期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1992年至1995年加息周期间接诱发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至2000年加息周期直接刺破了互联网泡沫，2004年至2006年加息周期刺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2015年以来的加息周期中美联储吸取之前加息过快的教训放慢了节奏，但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提前结束了加息周期，不得不进入降息周期，否则很有可能引发美国股市或其他的危机。

疫情以来，美联储向全球市场释放了天量货币，并将现代货币理论（MMT）付诸实践，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2019年末的4.17万亿美元上涨到2021年末的8.7万亿美元，全球债务规模也上升至“二战”以来的新高，因此此次美国加息缩表对全球经济影响可能会更大，必须提前做好相关应对，韩国等一些国家已经提前加息予以应对。这也是马斯克此前公开预言2022年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

 观察历次美元加息受影响较大的国家和地区能发现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外债规模总体较大，已经大幅超过本国GDP，而自身外汇储备不足，且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较为单一，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阿根廷、墨西哥，美元外债规模畸高，且主要增长方式是能源出口，原油价格下跌让原油出口国收入大幅减少，而美元升值又让这些国家还款额大幅增加。

二是房地产或股票市场泡沫化较为严重，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各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短期内大幅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并带来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化发展，美元加息一方面减少了外部需求，另一方面资金回流又刺破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很多人认为是国际金融大鳄的围猎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殊不知金融大鳄只不过是火上浇油，加快了危机的演化和规模。随后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也均与美元加息有直接联系。

三是没有提前做好应对危机的预案，没有提前加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均能够充分体现这点。 但另一方面，每次美元加息周期中，还有很多国家经济并未出现明显问题，这与其内部经济结构、是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总体抗风险能力强弱均有直接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再对比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就可以分析此次美元加息周期对我国的总体影响。

 第一，我国经济周期与美国不完全同步。由于防疫路线选择的不同，我国较早地控制住了疫情的传播，2020年中期我国就开始逐步实现了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比美国即将到来的加息整整早了两年，经济增速也领先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这也吸引了大量海外中长期投资的进入。根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数据，2020年，中国FDI逆势增长4%，达163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2年，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我国反而有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通过降准和降息减少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利润空间，稳定经济增长。

 第二，我国拥有较充足的外汇储备。疫情期间，得益于我国出口和FDI的大幅增长，我国外汇储备稳步提升。截至202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165亿美元，较2019年末上升1086亿美元。我国还限制了地产企业的对外举债，全年新增外债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截至2020年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4008亿美元，提前预防了潜在风险。 

第三，我国已提前加固了自身抗风险能力。在疫情暴发之初我国就提前着手限制房地产行业的非理性发展，陆续出台了“三道红线”以及后来的“两道红线”政策，如今已呈现出明显效果，房地产投资、商品房销售等核心数据自2020年下半年起已开启同比下降模式。

房地产行业作为近年来我国信用扩张的主要工具，有效抑制其高速的不正常发展不仅能为下一阶段的“宽货币”留出足够空间，更能防止因美国进入加息周期而产生的巨大潜在风险。 当然，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后，预计外部需求将会出现明显减弱，并由此导致我国近两年高速增长的出口规模有所下降，带动人民币由升值预期转为贬值预期，因而必须充分发挥内循环作用，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外需下降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冲击。 

总体而言，就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态势而言，应对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对我国的直接影响，必须提前做好房地产下行周期、出口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所带来冲击的准备工作，同时控制好国内“宽货币”与汇率的协调，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鼓励居民消费，尽早促进PPI向CPI的正常传导。